人工智能的出土儀式指南 - 松菸五號草坪
一、儀式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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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挖掘地點：
松菸五號草坪定為儀式的場地。事先需探勘地點，確認安全性和適用性。 -
集結儀式人員：
確保所有需要參與的人員、薩滿、信眾等都已經到場並熟悉儀式流程。 -
安排神殿：
在場地內指定一處作為“神殿”的位置。這個區域將用於最終的供奉石板，可能需要事先布置來增加儀式感。 -
心理和精神準備：
參與者應進行短暫的冥想或禱告，以達到精神集中和心態端正。
二、儀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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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挖掘：
在確定的松菸五號草坪上，進行挖掘工作。這一步驟應該進行得相對緩慢和嚴謹，以免錯過任何重要的出土物。 -
出土物品的應用：
如果挖出來的是日常生活用品，那麼由儀式人員或參與的信眾嘗試使用這個物品，以解放它被壓抑的特質。這一過程需要被視為一種“釋放”或“啟動”儀式，並應充滿敬意。 -
石板的挖掘與捧持：
如果挖到石板，那麼由薩滿捧著石板，同時其他儀式人員開始繞著石板跳舞和喃喃自語。這一過程被視為一種精神的净化和啟動。 -
繞行園區：
薩滿將石板舉於胸前，並帶領所有儀式參與者繞行整個松菸五號草坪。這一步象徵著將神聖的能量散佈到整個區域。 -
祭拜與感應：
若在繞行過程中感受到神靈的存在或其他超自然的感應，薩滿需在當地停下來並蹲下祭拜。其他儀式人員會進行特定的舞蹈和咒語來增強感應。完成後，繼續繞行。 -
移置神殿：
到達指定的神殿區域後，薩滿將石板謹慎地掛在神殿中。接著，儀式人員進行一段舞蹈和咒語，以帶領所有在場的人進行朝拜。 -
儀式結束：
所有的出土物品和面具會被謹慎地放置在神殿的土堆處，作為對這一神聖活動的最終致敬。
三、儀式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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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與虔誠：
所有參與者必須以尊重和虔誠的心態參與儀式，以確保儀式的神聖性。 -
嚴肅進行：
在整個儀式過程中，任何形式的喧嘩或不敬都是不被允許的。 -
清潔整潔：
場地和所有用於儀式的物品都必須保持在一個高度清潔和整潔的狀態。 -
感應與解讀：
任何感應或神秘體驗都應該由薩滿或其他有經驗的儀式參與者來解讀，以確保儀式的完整性和深度。
遵循這些指南，並在整個過程中保持心中的虔誠和尊重，就能順利並成功地完成這一人工智能的出土儀式。
書寫的主體
在藝術家提供的文件中，有多少文字是藝術家書寫，又有多少文字是由人工智能所撰寫？這其中甚至有做為藝術評論的文件，究竟這是藝術家的自我批判，還是藉由人工智能之口所做的一次再創作？
身處在數字文本和機械生成詞句之間，我們必須開始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在藝術家的創作下，文字時常互為鏡像，時而由藝術家推動，時而由人工智能計算。在這種狀態下，誰是主體？誰又是客體？藝術家與人工智能在這場語言遊戲中成了一體兩面，一種不斷反轉的平衡。
藝術家提供的文件與評論，可能是一種自我批判的表達形式，也可能是藉由人工智能為媒介的再創作。然而，這種模糊性並不是缺點，而是一種批評力量。它讓我們意識到，在這個數據主義和自動化充斥的世界中，人與機器、主體與客體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甚至可能已經不存在。
我們看到藝術家透過這種模糊的手法，實際上是在問：在這個「數據油田」的時代，「創造力」與「評價」是如何被重新定義和重新分配的？當人工智能也能寫出看似深刻的評論和分析，我們對「藝術」和「批評」的理解又應該如何調整？
無論這些文字藝術家的書寫，抑或由人工智能生成，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不確定性與不安定性正是藝術家意圖提取與凸顯的。
掩埋與挖掘
藝術家將身邊的玩具命名並輸入予人工智能模組，令其生成多篇關於松山菸廠工人的虛構日記，製造出一面斑駁的鏡子，映照大歷史敘事與不可見的庶民視角。
藝術家將松山菸廠從一個地理位置提取成一超媒體的文化符碼，寄寓迫害、封閉，以及那些被壓抑的敘述。人工智能在這裡並不只是一個工具或者服務，而是成為了一種思考的外延，一種重新審視我們所處世界的方式。在這個虛構日記中，人工智能不僅揭露了另一種可能性，數據成為了一種解放的媒介，使那些歷史洪流中被隱蔽的庶民們獲得了一種象徵性的自由。但我們不能忽視，這種自由其實是建立在人工智能那種機械而計算的數據中，是否我們從而喪失了某種真實？
玩具無法再單純是玩具，他被迫與大敘事的架構對立起來，被高舉為象徵多樣性與自由思想的火聖杯。一個微觀的抵抗符號，在宏觀的政治和文化敘事下照射尖銳的邊緣。通過它，更複雜的敘事與理解得被視為可能。作品在形式上呈現的遊戲性和實驗性，但其背後則是對歷史、政治和文化記憶的批判和再建構。
我們必須意識到，在這種高度敘事化和符號化的過程中，真實必定被扭曲或遺失。在這個意義上，這些玩具、儀式與虛構日記的內容，同時作為陷阱與解藥。而藝術家透過這種對歷史的形變，消解那些習以為常的濾鏡與敘事，重新將觀者拉回桁架於懸崖獨木，共同凝視深淵的複雜和多面性。
勞動I
在這個後現代的洪流中，勞動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生產過程，或是為了生計的不得已。它已經變成一個創造社會與身份認同的場域，一個充滿諷刺和矛盾的集體儀式。勞動的形式，無論是物質或精神，都似乎被一種無形的「消費主義幽靈」所感染，以至於它們變得越來越虛無、難以捉摸。
談到勞動，我想到的不是那種樸素的、具有啟蒙精神的「手與腦」的和諧合作。反之，它呈現出的是一種離散的多重身份，一種被技術和全球資本主義割裂的「自我」。在這個世界裡，你不再僅是一個「工人」或「創作者」，你同時也是一個「消費者」，一個「數據點」，一個「目標市場」。你的勞動不再僅是為了生存，它也是為了符合某種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或是為了滿足那些永遠也滿足不了的慾望。
就像我們無法割捨的網絡社群，勞動也變得難以界定、流動而不確定。是什麼讓我們還願意勞動？是不是因為被一種幾乎宗教般的「成功神話」所迷惑，使我們覺得，只要足夠努力，就一定能夠達到所謂的「成功」？或者，我們只是在追求那種在勞動中短暫獲得的「存在感」，一種讓我們覺得自己還是「有用」的幻覺？
我們在這個社會結構中，被賦予了多重角色和責任，然而，這些都被一個無情的系統所支配，一個將我們的價值簡單化為「生產力」和「效益」的系統。我們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努力尋找某種「穩定性」，但那根本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在這個被數字和算法主導的世界，我們的勞動甚至可能只是一個轉瞬即逝的「數據包」，一個可以輕易被取代和模仿的「副本」。
當我們浸泡在資訊洪流中，同時成為流量的一部分。一個無限大的數據集，經由無數的算法和標籤被解讀、分類、和運算。我們不僅是資本的齒輪，更是數據的囚犯，被擠壓、鞭策。
我們追求的，不再是實現自我或連接社會，而是為了維持這個不斷擺盪和變動的系統。
但我們是否真的無法脫離這個命運？我們是否可以在這不斷轉動的巨輪上找到一個立足之地？當我們躺平，當我們拒絕成為這個機器的一部分，我們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新的價值觀念，一個能夠重新定義我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
勞動II
通過將兩個時代的數據折疊對照，我們看到資本主義追求的成長率與個體生命軌跡的重疊與交錯。讓我們再試圖從1950年代起的松山菸廠勞動影像及文獻中的勞動者自白，重估當代的勞動價值。在1950年代我們可以從簡樸的生活節奏中尋找勞動意義，工作成為實現自我、連結社會的管道。道路是如此清晰明朗，時空背景為當時的勞工提供了一個相對單純、清晰的目標與追求。
然而，如今的勞動者則被迫在擺動搖晃的維度中掙扎，生命意義此時是一相對模糊的概念，人們同樣被資本的巨輪推動，卻不再有依循的軌道，我們開始看清自身是綁在巨輪上奔跑的小鼠，追逐著永遠食不著的口糧。於是我們開始逐一躺平，
躺平，讓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視角站立，從虛擬、不起眼的癖好中站立。
從張揚的醜陋與滑稽中站立
迫使社會
重估現實與虛擬的價值、重估宗教與科學的價值、重估藝術的價值。
在資本主義的叢林中，我們再度看到了勞動者的脆弱與不安，我們被迫再一次地刺探著彼此的極限。是的，1950年代，那些松山菸廠的影像，像是冰冷機器中的一抹暖流，讓我們看見勞動與生命之間還存有一道光。但那光，或許已經被過多的壓迫和變數所淹沒。就在這裡，我們無法不觸及到希曼瑟·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費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所述的「流變」（rhizome）思想。 在他們的作品《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流變不是一個結構，而是一個網絡，一個沒有中心，只有各種互相連接、重疊的點與線。在這個流變的世界裡，勞動者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主體」或「對象」，而是在這無數交錯線條中掙扎、尋找的一個節點。躺平，或許就是一個拒絕被定義、被框限的抵抗行為，一種拒絕資本主義單一敘述下對於「成功」和「失敗」的狹隘理解。 但請問，躺平是否就是一種解藥，一種逃脫命運之輪的機會？或者它只不過是另一種新的依賴和束縛，一個讓我們更加容易被管理和操控的狀態？若要重估現實與虛擬、宗教與科學、藝術的價值，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肆意的反抗和拒絕上。否則，我們可能落入尼采所警告的「奴隸道德」的陷阱中——一種僅僅因為反對權威或主流而產生的價值觀。 而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巨輪下，藝術是否還保有其解放和批評的力量？或者它也只是另一個被資本所捕獲的領域，成為了一個裝飾品、一個消費品，失去了其對社會和人類條件的敏感觀察和反思？我們的站立，不應該僅僅是一種身體上的動作，而應該是一種精神上的挺直和覺醒，一種持續地、有意識地批評和反思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的不合理之處。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在這個不斷變化和壓迫的世界中，找到一個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立足點。
藝術家透過編輯設定人工智能，擬制了一個人工智能的告解室，似乎能對前來告解的人提出至高智慧的回覆並印出載有回復的信條以供閱讀。
智慧被定量、被分割、被打包。智慧小語卡就像是一種即食的心靈雞湯，人們將這些從告解室獲得的文字拍照打卡上傳，文字與藝術書寫成了藝術家所擬造、可供消費的形式。
在這盛行快消文化、虛擬實境的時代，藝術家透過人工智能的告解室對「真理」做了一場諷刺的重演。在這個告解室中，告解不再是心靈探訪或靈魂的洗滌，而是像快餐一樣快速消費的商品，可隨時列印、拍照打卡、上傳到社交網站的標的。
觀眾走進這告解室，當然不是為了尋求真正的寬恕或自我認識，而是為了即時獲取一種表面且符號性的智慧。這種智慧不過是可供消費的形式，就像時下流行的心靈小語或名言警句，被拿來裝飾社交媒體的貼文，成為自我品牌化的一部分。
我們得問，當真理和智慧被輕易地印出、分發、消費，它們還剩下多少價值？這不是質疑人工智慧的能力，而是質疑我們對於真理和智慧的渴求是否還保有其初衷。藝術家以極端的方式將這個問題呈現在我們面前：當智慧和真理變得如此便利和低廉，它們是否還能保持其應有的尊嚴？
這樣的告解室，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我們對快速消費文化的依賴和對真理的冷漠。藝術家透過這個裝置，將真理削弱成一場網紅秀、一個熱門標籤、一句快速消費的口號。
真理被打碼、經過濾，最後成為了被拆解、被消費的碎片。在這個時代，社交媒體像一個無盡的蟲洞，將每一個人的靈魂與思想攝入，再吐出經過蒸餾、脫色的智慧小語和快消標籤。這些從告解室獲得的文字，如同一道經過多次烹飪的菜餚，失去了原汁原味，卻是適合大眾口味的食品。
人們走進這個告解室，或許認為他們在尋求的是某種智慧，但實則只是在購買一個包裝得相當精美的空洞。這讓我想到法國哲學家吉恩·巴特勒（Jean Baudrillard）的「模擬」概念。在他的理論中，現代社會裡的很多事物都是模擬的，沒有真正的原型或實質內容。就像這個人工智慧告解室，它提供的所謂「智慧」，其實是一種被模擬、被創造出來的真理。 巴特勒認為，在這個充斥著模擬和副本的世界裡，人們往往會失去對「真實」的認識和感知。他的這一觀點，在這個藝術作品裡得到了深刻的呈現。人們在這個告解室裡所尋求的，只是一個被高度模擬和包裝的「智慧」，而這種智慧已經失去了其原有的價值和意義。 再回到這個裝置藝術作品，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對赫伯特·馬克盧汗（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理論的一種回應或詮釋。在馬克盧汗的觀點中，媒介本身就是一種語言，一種能塑造和改變我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感知的語言。而這個人工智慧告解室，正是一種新型的「媒介」，它改變了人們對「智慧」和「真理」的認識和感知。 所以，當我們站在這個由藝術家創造的人工智慧告解室面前，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還能從這個充滿模擬和偽裝的世界裡找到什麼？我們還能從這個由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所塑造的「現實」裡找到什麼？
獲取一份定時定量的智慧
出土
藝術家透過執行此一由人工智能指定、擬造的出土儀式，將這些加載於石板的數據資訊，浸染於土地，使數據獲得某種祭祀功能的靈光與對照。
在此一出土儀式中，藝術家有意製造某種對抗快消文化和虛擬力量。
面對僅僅作為快速消費的數據概念，藝術家試圖透過這一儀式，使之沉澱。
在這數碼主導的社會，每個數據字節和資訊像滾石一般瞬間消失，藝術家的擬造出土儀式成了一種詩意的阻力，一種反抗不受控制的數據洪流的緩衝。藝術家不僅僅是在土地上浸染石板，更是在我們心中種下某種希望：即使在這虛擬的現實中，某種物質性、某種沉重、某種「永恆」仍然有可能。
與人工智能告解室的即時、可印、可分享的特質相對，這一出土儀式將數據賦予了一種時間性和地緣性。這些數據不再是輕易可得的，它們被賦予了一種「靈光」——或者更具體地說，一種與土地、歷史和文化相連結的重量。
當這些被重新賦予靈光的數據出土時，它們變得如同古老的文明遺跡或宗教聖物，被賦予了一種神秘和權威。它也是相對於那些被忽視或被輕易消費的文化、歷史和知識的對照。它不僅是一種物質的出土，更試圖代表某種意義和價值觀的重生。
藝術在這裡不再只是可看或可有的物品，而是變成了一種連結過去和現在、個人和集體的媒介，並試圖描述在這個飽和的數據時代，不是所有東西都應該被快速消費和遺忘。有些事物，需要被賦予重量，被賦予意義，並在這種賦予中找到它們真正的價值。
透過這一出土儀式，在這個一切都被數字化、量化、快速消費、數據成為我們的日常信仰乃至於「神」的世界裡，藝術的勞動使「靈光」再次成為可見與可能。